我没有研究过经济，对税收法规了解甚少。除了对越来越重的税赋觉得不太合理之外，对政府税政政策并无发言权。
只是有一天，我漫步在沿沙颍河修建的湿地公园时，突然对政府的税收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沙颍河湿地公园是沿沙颍河而建的，蜿蜒十几公里，风景十分宜人。而修建如此规模的湿地公园要花多少钱呢？我不得而知。但这钱肯定是政府拿出来的，而政府的钱又是我们这些纳税人支付的。由此，我作为一名纳税人，心中多少就有了几分骄傲，便觉得自己纳税是应该的。否则，我就没有资格享受政府用税款建设的这种公共产品。
前不久，美国政府突然宣布减税，中国政府提出反对，对此我们都能理解。毕竟美国政府的减税不仅吸引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企业返流到美国，而且也让高居福布斯杂志发布的“税负痛苦指数”前矛的中国面子上不太好看。只是让人特别惊奇的是，美国的富人竟也站出来反对美国政府给自己减税。
在包括“金融巨鳄”索罗斯在内的400位美国富豪联名致美国国会的信中，这些人表示：“美国税收方案无论如何不应导致财政损失，尤其是为了对企业和富人减税而造成的财政损失，任何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立法，都应当遭到反对”。“我们是高净值人群，许多来自最富有的1%，我们致信提出一个简单地请求：不要对我们减税。”
美国富人们的这种请求，借用我们中国人的思维去分析，要么是一场闹剧，要么是一种讽刺。但事实上，这种让许多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不要对我们减税”的请求却是真诚的。
这就让人产生一个疑问：中国的富人都在绞尽脑汁地想办法避税，而美国的富人却千方百计地反对政府对自己减税，他们难道与钱有仇，“吃疯药拿的”？
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富人组成的精英阶层政治成熟的表现。因为美国一直在宣扬自由、平等的美国精神，美国社会的构建从底层到精英层是一个金字塔，这些富人担心“政府税收损失将使教育、医疗等重要服务的支出大幅削减，这将削弱国家对国民与社群再投资的能力”。如此一来，金字塔的底层就可能遭到破坏，从而使金字塔的结构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崩塌。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富人反对给自己减税，实质上是为了保护社会结构的稳定，从而保证自己在社会顶层位置的稳定。
那么，中国的富人们为什么就没有这种“觉悟”呢？税赋过重、税款使用不合理也许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当年曾参与过一家律师事务所的管理，发现过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当律师事务所从每个律师收上来的律师费中提取较高比例的留成时，所里每年实际得到的留成收入并不多。而当律师事务所将提取留成的比例降到一定幅度之后，所里实际得到的留成收入反而多了。原来，当所里提取留成太高时，律师们就想办法私自办案，或多收少交律师费，有个别律师为了私办案件，甚至还私刻了律师事务所的公章。尽管这些做法对一个律师来说还是有较大风险的。这样，律师事务所提取留成比例虽然很高，但收上来的律师费却因律师们的偷逃而大幅减少。后来律师事务所将提取留成的比例降到一定合理的幅度后，律师们反倒觉得总是自己得大头，没有必要为了一点小钱而冒风险私办案件、私自收费了。这样一来，律师们把所有律师费都缴到所里来了，所里提取的留成收入反而增加了。
而律师事务所从律师费中提取留成收入的用途，又决定着该所律师的凝聚力和工作的积极性。如果一家律师事务所提取的留成收入仅由律所主任一个人或几个合伙人说了算，其他律师对所里的公共支出没有发言权，那么，这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就缺少凝聚力，并且律师们对所里的工作也缺少积极性，整个律师事务所就像一盘散沙。年轻律师一旦有了一些工作能力，马上就想到跳糟或自立门户。如果一家律师事务所提取的留成收入由该所全体律师说了算，并且大部分收入还用到全体律师身上，那么这家律师事务所就充满活力，律师队伍就会日益强大。这大约就是同样的收税，一些国家越来越强大，一些国家却越来越虚弱的道理。
现在才知道，我当年对律师费留成比例与律所留成收入多少关系的研究，竟是对“拉弗曲线”的发现。作为美国经济学家的拉弗，曾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他认为“税率高到一定程度，税收反而会减少，而税率一旦降到一个合适的位置，税收反而能增多。”这就是著名的反映政府税收与税率之间关系的“拉弗曲线”。
我们国家的税赋已经高到了让人望而却步的程度，多人为了逃税甚至不惜冒着犯罪的风险。一位企业家说过：如果完全按照中国的税收政策纳税，我们所有的企业就只有死路一条。反过来说，现在所有活下来的企业，没有一家不逃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罪人。
我以为，一个国家的税收比例至少应该定在纳税人值得和不值得为之犯罪的临界点上。如果一个家国家的税收比例高到让许多纳税人不惜为偷逃税款而挺而走险的地步，那么，这个税收比例一定是不合理的。社会效果也一定不会太好的。
最富有幽默的故事是，当娃哈哈集团反映2015年纳了500多种税之后，有关部门经过核对称：“该集团2015年有支出数据的实际缴费项目为317项”。如此结局，真的可以让人“哇，哈哈……”
世界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一个因为增税而促进经济繁荣的案例，也没有一个因减税而导致政府失权的前车。面对美国政府的减税，我们如何降低自己的税赋，让纳税人真正明白并可以对税款收入的去向行使一定的权力，从而调动纳税人主动纳税的积极性，增加全体国民的凝聚力，才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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