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手段的归手段，目的的归目的 ——读密尔《代议制政府》 约翰·密尔生于1806年5月，卒于1873年5月。在那个英国处在鼎盛的日不落帝国时期，密尔有着所处阶层的典型英国人生活形态。他出生在英国，随父亲老密尔（詹姆斯·密尔）在印度前前后后生活了36年，回到英国时已经年过半百。 约翰·密尔不光是以写书见长，他还积极的参与政治改革，从这本《代议制政府》中，你就能清晰的看到，他并不纠缠在抽象的玄思之中，而是对作为代议制政府的每个具体环节都做了细致的分析和论证，这一点是他的前辈边沁和他的父亲詹姆斯·密尔都没有做到的。 密尔的思想可以说是古典自由主义的顶峰。古典自由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对民主，对多数人的统治抱有非常谨慎的态度。就像对密尔有很大影响的托克维尔一样，密尔也认为民主这种政治运行手段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如此。只是，他并不觉得民主是毫无问题，他认为参与政治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并不是人天生就可以以正确的方式参与政治。这是《代议制政府》的最原初的理论起点。 约翰·密尔的政治哲学，与此前的苏格兰启蒙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他仍然是功利主义传统中的一员，但他的思想，他对功利主义的理解已经跟其他人有很大的不同。他对功利的理解更宽，更广，包括的内涵也更丰富。 密尔的父亲老密尔（詹姆斯·密尔）是个靠着读书上进改变命运的人，虽然家境贫寒，却依靠着自己的努力，改变了贫困的命运。老密尔笃信苏格兰启蒙运动“人性是一张白纸”的理论，加上他读书改变命运的经历，小密尔的教育就是老密尔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在他这张白纸上尽量的画下痕迹，产生智慧。据说小密尔三岁时就开始学习希腊语，不到八岁就已经熟读《伊索寓言》、色诺芬的《长征记》、希罗多德的《历史》等等，还学习了英国史。八岁后他就开始学习算数、几何，还有拉丁语。十二岁开始阅读经院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原著。这是小密尔思想中功利主义底色部分的坚固基础，也让他在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能够在重要的公开场合发表有分量的思想观点的基础。 而与其他功利主义学者所持观点迥异的部分，更多是来源于他的个性化经历，从叛逆期开始，密尔对诗歌的强烈兴趣和他持续了一生的传奇爱情，这些都给了他，在宏观设计的过程中，重视微观体验，在宏观计算的同时，重视具体个人的独特政治哲学风格。 在密尔之前，政治哲学领域对民主这个概念的评价经历了多次翻转。伯利克里的时候，民主是个好东西，他做的那个著名的演说，到今天，依然被奉为经典，毫不过时。不过伯利克里之后没多久，雅典就用它的民主制度杀了大哲人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之于西方思想的地位无需多言，苏格拉底的死，让民主一直到密尔的时代，都被看做是一个坏东西。 但不是说一个东西是坏东西，它对立面的就一定是好东西。密尔对君主政体弊端的精致论证，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或许那个早期民主是有问题的，但君主制是个坏东西，它不是一个替代选项。 密尔在《代议制政府》这本书中，最大的贡献，我认为就在于，他把君主制民主制重新定位到手段的地位上。一但一种制度设计定位在手段上面，我们对他的态度就不能是，它坏扔了，它好全留着。而是，它在这点上有漏洞，那我们想办法改一改，修修补补就能往更好的方向走。在修补成长的空间方面，民主制明显优于君主制。从直接民主到代议制民主，从传统的觉得人是政治的动物，天生就能参与政治，到对政治专业化的作用的重视，都是为了让民主这个工具能够更有效的发挥作用。 所以，当谈到直接民主的时候，我们或许也并不应该一上来就否定或者一上来就肯定，而是需要根据具体的环境，场景，语境，来细致的分析问题。 比如说，黑格尔就认为，在家庭中，是自然关系，遵循的就是自然关系的规律。再比如当前的普选，不是说一条道跑到黑，全是这个套路就一定好，总要有个评估。民主，是为了人们获得更好，更公平合理的生活，它是我们目前能想到的最不坏的选项，而不是一种，我们为了某个标准形态，而不顾具体个体的死活的教义。它必须生长，必须优化，必须接受审视。 密尔的两项原则从设置目的上说，一是确保每个人都能够参与到整个的政治运转当中去（全年参与选举），另一个就是避免因为不够专业导致类似于苏格拉底被处死一类的问题发生（代表的相对独立性）。 从具体的实践方法上看，美国的民主制度设置与密尔在代议制政府文中的设计并不一致，但从原则精神和设置目的上看，却并无二致。 美国现在存在的问题是密尔时期很难想象的。主要是与民族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的全球资本的利益。资本能够在国家间流动，川普上台前后，对资本流出美国的担忧，中产白人对现状和政策的不满，都是因为全球资本和民主国家之间的不一致在个体身上的撕扯。就像萨缪尔森说的那样，那个要代表你利益，替你服务的人，他也是个理性人，也有自己的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诉求。 这是个新问题，从目前看，最好的办法，还是沿着密尔的这种，把民主看做是手段的方式，继续对这个治理手段做修修补补，以便适应现状。 民主不是无条件的，在密尔看来，民主的实现是需要条件的，密尔给出的条件主要有三点，都可以归到一个中心，那就是，民能够自主。首先，人民愿意在民主制度的状态下生活，这不是天然的，有人就觉得集权或者君主制度带来的严格规范和秩序就很好，民主首先需要人民选择。当然了，这种选择是需要培养的，密尔认为，人裙的文明程度越高，他们越愿意选择民主。所以，从前民主到民主的过渡，需要教化。其次，人民愿意为了，也有能力为了民主制度做事情，这要求人民不但要有资源，还要有能力参与到整个政治体制运转当中去，运用正确的方式参与其中。第三，人民还要服从管理，在一个公共领域，公共管理的重要性是首要的，只有服从管理的民主制度才能运行的健康，其实，也只有这个时候法律一类理性的制度才能够顺畅运行，否则，不服从被允许之后，就会导向民粹。民主制度也就很难运转了。 民主化转型比较成功的例子中，我觉得南非是很值得说的。首先人们有这样的意愿，并且文明程度比较高，曼德拉能够活下来，除了自己的伟大，也应该看到政敌的开明。其次人们也愿意去做，并且也做了很多的事情，南非面临比其他地区民主化更大的困难，它还有种族问题。再改革的过程中，犯罪率上升，治安问题加剧等等，也让一些人觉得还是种族隔离的好，好像中国当时有位学者以南非供电不如种族隔离时期好为理由反对南非的民主化过程。而实际情况是，种族隔离时期，黑人区基本没有用电，甚至根本就没有供电网络，所以白人区供电稳定。而当民主化后，黑人区供电普及的速度大过电力供应，才会出现供电问题。南非人没退回到种族隔离，而是有应对问题的意愿，也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他们能够成为金砖国家的重要原因。 哈耶克说过，那些人间地狱，都是宣称要带你去天堂的那些人建造的。所以，一种理想社会，如果缺少必要的因时因地因应社会变化而做出调整的能力，那很有可能是个灾难。但，同时，如果没有一种理想社会悬置在高处，也就没有任何标准来衡量现实政治的变化，没有了一个相对确定的标准，往哪里变化都有理，也就往哪里变化都没理了。赵汀阳在每个人的政治里的一个说法可以看做是一个理想的解决方案“如果现实主义是好的，除非它同时是理想主义；如果理想主义是可能的，除非它同时是现实主义的”。 而评判政府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从人这个概念出发建构起来的关于人性，人事，人生，人类的基本共识。从韦伯之后，神不再为此背书，正当性的确立，或许只能是人自己去建构了。这或许也是交往理论协商理论盛行的一个原因吧。 曾经，手段是手段，目的是目的的划分，是被批评的重要对象。这无可厚非，毕竟，不可能脱离了手段谈目的，也不可能脱离了目的谈手段。只是，放在一起谈，不是胡谈，一脑袋浆糊一样的谈。那些本来是作为工具的手段，必须被清晰的界定，才能够自我成长和迭代，否则，当一种手段忽而有了目的一般的道德制高点地位和不可置疑性，那将是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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