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与先生经常在和我交谈时所谈及的“孤独”息息相关的。最近拜读《客居忆往》，先生也把他的这种孤独坦率地、毫无保留地写进了书中：“……我的一生是充满不幸与挫折，以致非常艰苦的一生，我始终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正如伽达默尔所说：孤独是一种受伤害的形式，说某人感到孤独，就等于说某人已经受到伤害……可是如果从人在社会中的自我异化来看，孤独又是一个哲学家所走的路。”或许正是这种孤独、这种受伤害，才有了先生的拳拳爱心，才有了先生的哲学之路……先生因其杰出的学术成就、卓越的思想成果以及对中德哲学学术交流的突出贡献，被德国著名学府杜塞尔多夫大学授予哲学名誉博士（洪先生也是“二战”后，在德国获此殊荣的唯一一位中国哲学家），受到世人广泛关注。但先生对人类的大爱，对老师的尊爱，对亲人的挚爱，对朋友的友爱，并没有被多少人所关注。我想，或许正是这种种不同的爱，以及爱的孤独，才让先生如此执着于其学术、思想，执意于其学术的人生、思想的人生。 不久前，网络上有一篇广为流传的先生的文章——《我北大的那些老师们》。在该文中，先生亲切、深情、也富有哲理地描述和回忆了他在北大就学时的那些老师们。此刻，在遥远的大西北，我看着先生关于他的老师们的故事，也看着先生的老同学、北大法律系高材生、把一生奉献给了甘肃的陶景侃先生的著作，脑海中一幕幕掠过的却是先生的故事，以及先生和我十多年来，忘年深交的故事，并因此更加想念先生——我虽非先生亲炙，但愿意常谓先生：您于我“最为老师”焉！ 2017年10月底—12月初，断续写于北京、烟台、长沙、广州、兰州、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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